古代中國人幸福指數(shù)最高的當(dāng)數(shù)宋代人了。

    宋代人的生活情調(diào)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譬如文人之間的行酒令。而后再由行酒令發(fā)展到“小詞”、“散曲”等。這是一種文人交往、酬酢的小雅文化。從這些“小詞”、“散曲”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這些文人的行酒令中，我們可以了解這種文化的小雅之處，即由“斗酒”到“斗才”。斗來斗去，斗出的是生活情調(diào)，是俗態(tài)中的風(fēng)雅。

    不過，行酒也是有規(guī)矩的，不許任何人耍賴。耍賴了，必然受到懲罰。為了防止耍賴，行酒之前必先請一位才色雙絕的藝妓擔(dān)任“錄事”，實為仲裁。行酒過程，負(fù)責(zé)監(jiān)酒的藝妓還要進(jìn)行必要的客串，相當(dāng)于今天的節(jié)目主持人。先由酒客公推出一個起始執(zhí)花者，唱一句詞，傳一次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藝妓傳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藝妓唱詞。藝妓無論受到何種委托，都要配以必要的夸張動作，現(xiàn)場演繹，以博得文人雅士的好感，增添行酒的氛圍。

    大型場合，藝妓不止一人，各有分工，穿梭于酒席之間，有唱的，有說的，有動的。常見的唱詞是這樣的(每唱一句，藝妓們都要配以行云流水般的動作進(jìn)行附和):“我有一枝花，斟上些兒酒。唯有花心似我心，幾歲長相守。滿滿泛金杯，重把花來嗅。不愿花枝在我旁，付予他人手。”動作慢者必然遭罰。受罰者羞惱之后，必有“報復(fù)”行為，這也往往是行酒的高潮。

    行酒令非宋代獨有，如唐詩“城頭擊鼓傳花枝，席上摶拳握松子”，足以證明此種游戲由來已久。不過宋代的行酒游戲十分昌盛，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無人不會，無處沒有。就連老夫子司馬光也難免“輕辭麗句”:“寶髻松松挽就，鉛華淡淡妝成。輕煙翠霧籠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歐陽修《醉翁亭記》中的“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座而喧嘩者，眾賓歡也”，就是行酒的盛況。據(jù)宋代邢居實《拊掌錄》記載，歐陽修與友人飲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兩句詩必須觸犯刑律，而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說:“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說:“月黑殺人夜，風(fēng)高放火天。”輪到歐陽修，他慢條斯理地說:“酒黏衫袖重，花壓帽檐偏。”眾人一聽，大惑不解，問他為何詩中沒有犯罪內(nèi)容，他說:“到了這種時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足以見得，歐陽修推崇行酒游戲，卻反對酗酒犯罪。

    宋代人行酒令，委實狂熱，就連外國人也不放過。據(jù)明代潘塤《楮記室》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高麗國派一位僧人到宋朝來，其人很聰明，能飲酒。朝廷派楊次公接待他。一天，兩人行酒令，約好要用兩個古人姓名，爭一件東西。僧人說:‘古人有張良，有鄧禹，二人爭一傘，張良說是良(涼)傘，鄧禹說是禹(雨)傘’。楊次公說:‘古人有許由，有晁錯，二人爭一葫蘆，許由說是由(油)葫蘆，晁錯說是錯(醋)葫蘆。’”

    宋代文人飲酒行樂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許多慢詞、小曲等，許多詞牌名在長期的行酒游戲中固定下來，諸如“調(diào)笑令、天仙子、水調(diào)歌、荷葉杯、醉公子、南鄉(xiāng)子……”僅從這些詞牌名中，即可窺見宋代人的小資情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