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數字中國”建設，客觀上要求證券行業(yè)加快數字化轉型。央行制定的《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19—2021年）》不僅為金融業(yè)數字化轉型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依據。目前，以頭部券商為代表的證券機構表現出很大的數字化熱情。然而，證券公司的數字化轉型并不能代表整個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推進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需要抓住數字經濟的本質，圍繞保護投資者利益、服務實體經濟、提高市場運行效率和監(jiān)管效率、防范系統性風險等四個核心目標層層推進，使資本市場在構建新發(fā)展格局中發(fā)揮出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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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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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fā)展。“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長時間，我國將加快發(fā)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yè)化和產業(yè)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yè)集群；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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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2年前，監(jiān)管部門就對金融行業(yè)數字化發(fā)展做出總體規(guī)劃。2019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19—2021年）》提出，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chuàng)新，旨在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創(chuàng)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yè)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fā)展提質增效。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蓬勃發(fā)展，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與金融業(yè)務深度融合，為金融發(fā)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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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核心是利用現代科技成果優(yōu)化或創(chuàng)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和業(yè)務流程。借助機器學習、數據挖掘、智能合約等技術，金融科技能簡化供需雙方交易環(huán)節(jié)，降低資金融通邊際成本，開辟觸達客戶全新途徑，推動金融機構在盈利模式、業(yè)務形態(tài)、資產負債、信貸關系、渠道拓展等方面持續(xù)優(yōu)化，不斷增強核心競爭力，為金融業(yè)轉型升級持續(xù)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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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證券業(yè)是我國最早探索和嘗試數字化轉型的行業(yè)之一。上世紀90年代，受美國嘉信公司、Etrade等新型投資銀行的影響，國內券商開始嘗試網上交易。2000年4月，中國證監(jiān)會頒布《網上證券委托暫行管理辦法》，首次對網上交易的業(yè)務資格和運作方式作出明確規(guī)定。此后，券商網上交易業(yè)務加速發(fā)展。到2001年，全行業(yè)104家證券公司中有71家開通網上交易業(yè)務，占證券公司總數的68.27%；網上證券交易量占比達到約6%；網上開戶超過320萬戶，占證券市場開戶總數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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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進入新世紀后，隨著金融科技迅速崛起，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借助大型數字平臺不斷向金融領域滲透。尤其是近年來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銀行、保險等各個金融子領域的廣泛應用，使得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優(yōu)勢逐漸被削弱。2019年11月，中國證監(jiān)會副主席李超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技術大會上指出，加快構建數字化新生態(tài)，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fā)展。李超提出了構建資本市場數字化新生態(tài)的四個方面工作，一是加強行業(yè)數字化生態(tài)頂層規(guī)劃設計；二是充分發(fā)揮交易所等核心機構的引領作用；三是加大數字化生態(tài)建設投入力度；四是高度重視數字化生態(tài)建設過程中的風險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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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中國證券業(yè)協會發(fā)布《關于推進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發(fā)展的研究報告》認為，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yè)變革的深入推進，以人工智能、區(qū)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在證券領域的應用場景不斷拓寬，深刻改變著行業(yè)業(yè)務開展、風險控制、合規(guī)監(jiān)管等，并催生了智能投顧、智能投研、金融云等新型服務或產品。數字技術在證券領域的應用提升了用戶的服務體驗，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提高了市場整體的運行效率。報告提出，作為金融科技發(fā)展的重要參與主體，證券行業(yè)應當著力于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內部管理水平，增強合規(guī)風控能力，實現金融科技與業(yè)務發(fā)展相互促進、良性循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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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券商為代表的證券機構表現出比監(jiān)管部門更大的數字化熱情。自2020年以來，華泰證券、國泰君安、海通證券、招商證券、國信證券等頭部券商都在半年報和年報中明確提到“數字化”。然而，到底什么是數字化轉型？它包含哪些深刻內涵？證券公司的數字化轉型能代表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嗎？對這些重要的問題，業(yè)內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如何實現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在構建新發(fā)展格局中使資本市場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實現高質量發(fā)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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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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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會各界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千差萬別，即使學界、業(yè)界也缺乏統一和準確的認識。從國內大量研究文獻看，很多將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和大數據等概念混為一談，因此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這種普遍性現象緣于業(yè)內對數字經濟的認知差異。這種認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與語境差異有關，或者說是與英語世界的知識與信息不能用漢語準確表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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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起源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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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DigitalEconomy）一詞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泰普斯科特于1995年在《數據時代的經濟學：對網絡智能時代機遇和風險的再思考》一書中提出的。在這本書中，泰普斯科特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是：網絡智能時代的經濟是數字經濟。他認為，在新經濟中，信息是以數字方式呈現的，它們以字節(jié)形式儲存在電腦中，以光速傳播于網絡中。利用二進制代碼，所有信息和傳輸都可以用0和1這兩個數字來實現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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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另一位美國科學家尼葛洛龐帝在泰普斯科特之前就已經提出了“數字革命”（DigitalRevolution）的概念。他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說，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他決定了我們的生存。尼葛洛龐帝沒有直接給出“數字化”的定義，卻明確告訴我們數字化的四個本質特征：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諧效應和賦予權力。他預言數字化將改變大眾傳播的本質。他甚至說未來社會將“一網打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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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將近30年里，尼葛洛龐帝提出的許多預言幾乎全部實現，數字化徹底改變了我們生存的世界。尼葛洛龐帝曾擔任過麻省理工學院建筑機械研究組組長和媒體實驗室主任，長期致力于電腦、大眾傳播科技以及人機界面方法等領域的研究，這注定了他與泰普斯科特有著本質的不同。尼葛洛龐帝始終站在科技人文主義的角度預言未來社會，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由比特（bit）構成的世界，啟迪我們用“比特思維”去認知和理解“比特世界”。所以本文認為，尼葛洛龐帝是從數字經濟的本質，而不僅僅是從經濟學范疇解釋數字經濟。他把“數字革命”置于人類文明大背景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來審視和理解數字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有理由認為，數字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之后，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文明時期——數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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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數字經濟理論的起源和演化，我們會發(fā)現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尼葛洛龐帝和泰普斯科特提出各自思想后，主流經濟學的回應并不積極。這使得在過去30年的時間里，與數字經濟迅猛發(fā)展的社會現實相比，對數字經濟理論的研究卻顯得并不充分。經濟學界迄今為止尚未形成對數字經濟的統一認識，遑論建立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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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最近30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學術貢獻，很難看到與數字相關并對數字經濟發(fā)展產生影響的研究成果。事實上，自上世紀末以來，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國外已經大量出現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研究成果。只不過，這些研究大部分來自于自然科學和社會學等領域，而不是來自經濟學，尤其是那些廣為人知并已經產生巨大影響的研究。比如，從化學家普利高津提出的“開放系統”和耗散結構思想，到互聯網企業(yè)家安德森提出的長尾理論；從社會學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零邊際成本”和共享經濟理念，到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提出的科技人文主義和數據主義。這些被世界各國廣泛應用并對當代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思想洞見，無一例外來自于經濟學以外的領域。相比之下，那些建立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礎上，采用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研究，看上去不僅蒼白無力而且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征，缺乏對數字經濟和社會現實的整體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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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四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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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達成的《G20數字經濟發(fā)展與合作倡議》提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yōu)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ヂ摼W、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金融科技與其他新的數字技術應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共享過程中，改變了社會互動方式。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術使現代經濟活動更加靈活、敏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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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尼葛洛龐帝和泰普斯科特等思想，綜合各種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理論，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的本質是“比特”（bit），但數字經濟絕非是一種固定的和穩(wěn)定的經濟形態(tài)，它一直處在不斷演化之中。數字經濟包含四個缺一不可的基本元素：一是建立在數字技術上的通信技術、數據存儲技術以及計算機數據處理技術；二是互聯網數字平臺設施；三是海量數據；四是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制度體系。簡單地說，就是數字技術、平臺設施、大數據和制度體系四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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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看到的數據存儲技術、數據傳輸技術、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5G）和物聯網、區(qū)塊鏈，以及計算機數據處理技術等，其實都是四大元素不斷融合、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數字經濟的內涵和范疇一直在不斷擴大并且越來越趨于復雜化。需要說明的是，構成數字經濟的四大基本元素是在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逐步涌現和形成的。美國經濟學家、復雜性科學奠基人之一布萊恩·阿瑟說：“經濟是技術的一種表達，并隨這些技術的進化而進化。”數字經濟的演化取決于數字經濟基本元素的演化、融合和相互作用，但主要取決于數字技術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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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數字化并非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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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術哲學思想，數字經濟應該起源于上世紀40年代甚至更早。也就是說，早在計算機理論、信息論、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等思想和理論誕生時，數字經濟的時代之幕就已經開啟了。上世紀50年代誕生的存儲技術實現了數字信息的高效存儲，使“比特”表示信息的巨大意義顯而易見。此后半個多世紀，隨著通信技術、存儲技術和計算機軟、硬件的不斷改進，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qū)塊鏈及算法技術等不斷涌現、形成和發(fā)展成熟，數字經濟在不同的時期曾經被稱作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新經濟、虛擬經濟、網絡經濟、“互聯網+”、平臺經濟、體驗經濟、通證經濟和共享經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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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含義如此之多使得定義和理解“數字經濟”變得十分困難，這其實是數字經濟的結構、機制、規(guī)模和底層技術演化的結果。著名“網絡文化”思想家凱文·凱利認為，技術元素的進化可以提高復雜性、多樣性和可進化性，將科技置于進化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宏觀規(guī)則在當前時代是如何發(fā)生作用的。數字經濟四大基本元素在演化過程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折射出了數字經濟的局部性特征，于是就有了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數字貿易和數字醫(yī)療等概念的產生。數字經濟含義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多變性正是它演化特征和演化效應極強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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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是經濟社會和經濟理論演化的結果，但它首先是人類文明和科學技術演化的結果。基于這樣的理解，所謂的數字經濟其實就是數字技術引發(fā)傳統經濟不斷演化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tài)。數字技術不僅催生了數字經濟的四個基本元素，也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徹底改變了傳統經濟學的形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說，微觀層面上說“數字化轉型”是正確的，如“企業(yè)數字化轉型”，“商業(yè)銀行數字化轉型”。但是宏觀層面上說“數字化轉型”并不準確。具體到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既包括金融機構和各類市場主體，也包括監(jiān)管部門和各類交易所、協會等自律機構。證券公司的數字化轉型與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不是一回事，也不必然代表整個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演化的結果，不太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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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的現實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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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19—2021年）》提出我國金融科技發(fā)展的目標是“推動金融轉型升級”、“服務實體經濟”、“促進普惠金融發(fā)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按照這一目標，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任重道遠。比較數字經濟理論和現實，從四大元素決定的數字化轉型內容看，目前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仍處在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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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行業(yè)數字化的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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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數字技術而言，行業(yè)轉型主要體現在以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等為代表的市場主體對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金融機構和市場主體已經意識到數字化轉型是自身的系統性重新定義，將導致組織架構、業(yè)務流程、業(yè)務模式、IT系統、人員能力等方面的變化。機構和企業(yè)通過加大對數字技術投入帶動業(yè)務發(fā)展、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實現業(yè)務內生增長。目前，業(yè)內少數頭部證券公司以營利為目的數字化轉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探索承載零售、機構、投資、投行等業(yè)務的數字化轉型，覆蓋清算、運營、運維、合規(guī)、風控、辦公等管理模塊，全面提升內部運營效率和客戶服務水平；二是金融科技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包括提升金融科技的核心競爭力，打造金融科技的“四梁八柱”，建立數字技術與業(yè)務的融合機制，實現業(yè)務發(fā)展與數字化轉型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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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臺設施而言，證券行業(yè)是網絡效應和平臺效應最明顯的行業(yè)，眾多的投資者和海量信息使互聯網在證券行業(yè)產生了比其他行業(yè)更大的使用價值。以交易所和頭部證券公司為代表的機構都是以互聯網平臺為載體運行和開展業(yè)務，這些機構和它所開展的業(yè)務已經完全平臺化?；ヂ摼W平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和載體，它不僅解決了交易雙方信息搜尋、交易談判、合約訂立、產品交割以及支付清算等問題，降低了交易成本，建立了數字技術背景下的市場容量、市場結構和市場秩序，使所有市場參與者在交易過程中實現“機器信任”，也對市場主體的生產方式、組織架構和企業(yè)形態(tài)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互聯網平臺不斷產生海量數據和新的信息。這些數據和信息不僅產生新的價值，也和平臺一起影響和決定著整個行業(yè)未來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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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數據而言，證券行業(yè)是最能體現數據資源作為數字經濟核心生產要素價值的行業(yè)。交易所和證券公司的互聯網平臺既是數據存儲中心，也是數據生產和處理中心，未來它們有可能成為數據交易中心。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這意味著數據作為新型要素資源已經進入了市場配置體系。經過數字化處理的數據本質上具有流動性、開放性和非排他性等特征，數據要素的這些特征可能帶來確權、定價和交易等市場功能發(fā)生變化。同時，由于數據治理過程存在數據的產生、收集、存儲、流動、利用和處置等周期性環(huán)節(jié)，那些產生和擁有數據或者距離數據最近的個人和機構最容易獲得數據帶來的紅利；那些擁有算法優(yōu)勢的個人和機構最渴望獲得并使用數據。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證券行業(yè)應當采用怎樣的數據治理模式？未來整個行業(yè)怎樣防止數據霸權和數據濫用？怎樣處理和使用這些數據才是合理、合法和有效？怎樣處理和使用這些數據才能使數據價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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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制度體系而言，它是決定數字經濟演化方向的關鍵因素。作為全球首個數字經濟治理的綱領性文件，《G20數字經濟發(fā)展與合作倡議》提出的制度設計原則非常重要：“發(fā)展和保持公開、透明、包容及以證據為基礎的數字經濟政策制定方式，并考慮到所有利益相關方的意見?！笨萍紕?chuàng)新巨大的溢出效應使數字經濟發(fā)展必然改變舊的制度體系。從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角度理解，技術進步和科技創(chuàng)新必然導致制度創(chuàng)新。但是，反過來制度又反作用于科技創(chuàng)新，甚至決定著科技創(chuàng)新的軌跡和方向。對于金融行業(yè)來說，制度是監(jiān)管和治理的依據。這意味著，沒有與數字技術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整個金融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將無法完成。我國近20年的金融科技發(fā)展歷程足以證明這一點。以P2P網絡借貸為代表的金融創(chuàng)新就是前車之鑒，它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制度建設對于金融行業(yè)數字化轉型至關重要。目前在證券行業(yè)，與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或者金融科技相關的重要制度和關鍵性制度尚未出臺，這可能是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緩慢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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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行業(yè)數字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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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G20數字經濟發(fā)展與合作倡議》還是《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19—2021年）》，都明確提出了的發(fā)展目標。對于證券行業(yè)而言，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或者說轉型的目的是什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十分嚴肅的問題，卻極少被人論及和思考。迄今為止，我們能看到的與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相關的信息大多與證券公司盈利有關，這至少會給社會帶來兩個誤解：一是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就是公司數字化轉型；二是證券行業(yè)的數字化轉型是在機構的利益驅動下發(fā)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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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創(chuàng)新先知熊彼特從理論上對“創(chuàng)新”進行定義：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只有給整個社會帶來福利增加的生產要素組合才是“創(chuàng)新”。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從現實的角度也對“創(chuàng)新”定義：創(chuàng)新就是提供改變產品和服務，為客戶提供價值和滿意度。如果我們真正明白了數字經濟是技術進步和科技創(chuàng)新的結果，那就不可能不明白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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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本文認為，證券行業(yè)數字化轉型的主要目標有四個。一是保護投資者利益。中國證券市場已經走過30年的發(fā)展歷程，保護投資者利益既是監(jiān)管部門的責任，也是億萬投資者的愿景。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為投資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和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比如，交易所、證券公司和中介服務機構能否通過大數據，提前發(fā)現已經在市場和即將進入市場的“爛蘋果”，減少投資者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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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構建新發(fā)展格局和實現創(chuàng)新驅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本質上要求一個功能強大、健康發(fā)展的證券市場。通過數字化轉型，證券市場的容量、結構和運行方式會發(fā)生很大變化，各種服務功能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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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進一步提高市場運行效率和監(jiān)管效率。通過監(jiān)管部門和交易所等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可以建立完善的信息庫和大數據中心，在不同的交易所之間和多層次資本市場之間建立數字化聯系。監(jiān)管部門加強監(jiān)管科技應用，研究制定風險管理模型，完善監(jiān)管數據采集機制，通過系統嵌入、API等手段，實時獲取風險信息、自動抓取業(yè)務特征數據，保證監(jiān)管信息的真實性和時效性，將大大提高監(jiān)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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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防范系統性風險發(fā)生。監(jiān)管部門和交易所運用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以實現動態(tài)監(jiān)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發(fā)現異常交易。交易所和證券公司應利用市場交易數據、開戶數據以及投資者其他相關數據等，建立預警模型，及時發(fā)布市場風險指數。監(jiān)管部門應探索金融科技創(chuàng)新管理機制，服務金融業(yè)綜合統計，增強金融監(jiān)管的專業(yè)性、統一性和穿透性?？傊?，數字化轉型為我們預測風險提供了新的工具，使我們防范系統性風險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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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青島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工商學院金融學院特聘教授、金融服務轉型升級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