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競爭力已越來越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的真正強大，必須有貨幣的真正強大作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背后，實際就是如何破解全球分工體系失衡與金融霸權的問題。然而人民幣國際化并非一蹴而就，如何把握好節(jié)奏，如何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相適應，如何設計好貨幣國際化的制度和市場條件，才是關鍵。

　　2010年被稱為“人民幣國際化元年”，而今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進入“提速期”。這主要源于內部壓力和外部需求兩大推力。從內部看，有三大迫切要求。首先，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是貨幣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其次，增強貨幣政策自主性的需要。近幾年外匯占款激增，已嚴重改變了我國貨幣供應結構。熱錢流入、FDI、國際貿易順差、外幣存款轉為人民幣存款等規(guī)模將進一步擴大，使得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重削弱。再次，最重要的是，人民幣升值壓力驟增。在雙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下，今年人民幣已經進入了加速升值的通道。

　　外部原因，則是國際市場的真實需求。美元、歐元和日元等全球“貨幣錨”劇烈動蕩，而人民幣表現堅挺，成為廣受歡迎的結算貨幣。近日，匯豐一項針對全球21個市場6000多家貿易企業(yè)的調查顯示，人民幣預期將首次超越英鎊，成為全球貿易企業(yè)在未來半年考慮采用的三種主要結算貨幣之一。伴隨著人民幣區(qū)域化、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的貿易總量和經濟實力，人民幣正在由國際貨幣體系的邊緣走向中心。

　　然而，人民幣國際化并非僅有熱情就可以達成，特別是在種種現實約束面前，不僅需要一整套理性的戰(zhàn)略謀劃，更需要經濟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全面跟進。首先，日元國際化是一個殷鑒。日本過去30多年一直持續(xù)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在目前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比非常低，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而只能通過金融資本渠道進行貨幣輸出。而美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美國存在國際收支赤字。美國要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美元，必然會存在國際收支赤字，這是一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最重要的輸出渠道。對于中國而言，盡管我們已經提出要向內需驅動型經濟轉變，但產業(yè)結構、分配結構調整的滯后，依然決定了在很長時間內，投資和出口還將是中國經濟的主導模式，國際收支順差還將是常態(tài)，這也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對貨幣國際化程度的制約。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也面臨種種制度和市場約束。首先，強大的國內金融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形成基礎。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金融總體還處于金融潛化階段，金融體系資本利用效率不高，直接融資比例過低，市場內部的投融資主體存在結構性缺陷。因此，要大力發(fā)展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進一步開放對外投資渠道，提高國民的財富效應。

　　再次，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技術性條件和核心內容。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yè)務的推進，令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成為現實問題，但不可貿然放開，必須按照“漸次推進、有限放開”的原則開放資本項目，在推進金融深化，在國內外金融一體化進程中，把握本幣資產的最終定價權，切實防范金融開放的各種風險。

　　第四，應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利率市場化建設。在資本賬戶逐步開放的情況下，應引入更靈活的匯率體制，逐步擺脫對美元的依賴。在我國現階段，央行直接決定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基準利率，處于利率管制的狀態(tài)，這既不利于各類金融資產的準確定價，也使得貨幣市場和信貸市場、資本市場之間的利率轉導機制受阻。此外，還要以解決內外失衡改革現行外匯管理制度，繼續(xù)推進強制結售匯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比例結售匯制，為央行減負。

　　最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做大資金池，并形成境外人民幣回流機制。一方面，要人民幣“走出去”服務貿易和投資，需要解決境外人民幣資金來源和使用的問題，建立人民幣資金跨境循環(huán)路徑。另一方面，要以發(fā)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依托，盡快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建設規(guī)模，完善人民幣回流機制建設，滿足境外機構多元化、多層次的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形成境內、外人民幣良性循環(huán)機制。